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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明:稳定东亚海洋安全秩序 中国应积极作为

时间:2016-11-29来源:国际问题研究网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的言论特别强调“美国第一”,包括“让美国再次强大”,减少对同盟国的支持,退出TPP协议,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等,这可能会影响现有国际制度和战后秩序,阻碍全球化发展进程。

在东亚,如果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退缩,则东亚海洋秩序面临重塑。为此,中国为维护东亚尤其是南海区域安全秩序,应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

不可否认,影响东亚安全秩序的重要问题是南海问题;而如何合理地处理南海问题则是稳定东亚区域安全的关键。

南海问题的本质及发展

所谓的南海问题,是指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岛屿主权和海域划界争议。这些争议在南沙群岛特别明显,涉及多国各方,互不退让。而为维护南海区域秩序,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作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包括缔结了多个双边文件和区域性文件(例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其后续文件),基本稳固了南海的和平与安定。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的《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以及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所谓最终裁决,不仅无法解决中菲两国之间的核心争议,无法达成所谓的最终和平解决的目标;相反,使南海问题争议更为复杂。

因为,阿基诺三世政府提起的诉项不是中菲两国之间的真实争议。仲裁庭扩大权限、片面认定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的行为,使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权益严重受损,尤其在历史性权利的法律基础认定以及岛屿新要件的标准的设立,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

可以认为,此裁决仲裁庭借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度性缺陷,包括无法批驳仲裁庭的管辖权认定、缺少对适用事实和法律错误的救济措施,无法确保不参与仲裁的国家的正当权益等,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面临挑战。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国家自主选择解决方法的权利,也使国家作出排除性声明事项具有不可预见性,丧失国家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信心以及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失去权威性,影响海洋秩序稳定,并引起了对其制度进行修正的呼声和要求。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政策主张及法理依据

众所周知,中国针对南海诸岛的政策主张不仅是一贯的,而且是连续的。即使在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后的整个过程中也如此。具体体现在《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2014年12月7日)、《中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2015年10月29日)、《中国外交部关于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的声明》(2016年6月8日)、《中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2016年7月12日)以及《中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2016年7月12日)等文件上。

从其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将继续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中国愿同有关直接当事国尽一切努力做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包括在相关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而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权益主张为: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

中国拥有上述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法理依据为南海断续线,即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确立了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换言之,中国南海断续线具有主权属性、海域划界属性、基于历史性权利下的特殊属性等功能;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海域包括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所拥有的海域,以及基于历史性权利下可以主张的特殊海域。在此的关键问题为历史性权利的内涵及特殊海域的性质及范围。

一般认为,历史性权利分为排他性的权利和非排他性的权利,或专属性的权利和非专属性的权利二种类型。而排他性的权利主要为领土主权;非排他性的权利主要为捕鱼权、航行权和科考权。在此的焦点为中国对南海断续线内海域的非生物资源是否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权。这又涉及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及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问题。

中国应发挥构筑海洋秩序作用

南海仲裁案所谓最终裁决的出台,要求中国政府在法理上进一步明确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及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这是对中国政府和学者的重大考验。而为维护东亚区域南海秩序,在无法尽早彻底解决南海核心争议的情形下,如何利用现有海洋制度和平台,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海洋低敏感领域的合作进程,并缔结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是稳定南海区域秩序的重要方面。

这不仅要求各国提供海洋公共产品,而且要求各国合作确保南海航行安全秩序,这是包括世界各国的共同期待和合理愿望。美国新总统的上台,包括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上的调整,诸如美国在东亚军事力量部署的减缩、同盟关系的弱化、制约中国意图的减少,则不可避免地削弱管控东亚海洋秩序的“能力”。这就要求地区大国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稳固东亚海洋安全秩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将是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机遇,也是维系东亚区域海洋秩序的重要舞台。换言之,在新的国际和区域情势下,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中国必须有所作为并作好准备,以发挥中国在构筑东亚区域海洋秩序上的作用,以持续发展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中国能否合理地处理东亚海洋问题及构筑其秩序,则是中国成为区域性海洋强国的试金石。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法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海外网特约评论员,文章转自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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